刘万鸣

　　朱元璋灭元立明，承袭宋制，政治开明，文物灿然，征召天下画工，奖励文学，大力提倡南宋院体画风，元人尚意重逸之画风迅速遏制。宣宗、宪宗、孝宗及诸王之子，皆兼工绘事诗文著称于世，于是文艺之风大兴，画家之众多，画派之多样，画法之新颖，实越宋元两代。明历代君主及贵族富豪，多有鉴藏之风，尤其宣宗，雅藏书画，不亚于宋之宣和、绍兴。现将明之宫廷绘画（浙派）、吴门四家、花鸟画、人物画及戏墨画分述如下，以观明代绘画、画论之概况。

　　明代院体画承袭南宋兼北宋绘画的风貌，人们习惯称之“院体”。明初太祖雅好画事，征集天下画士，以待诏副使、锦衣指挥、锦衣镇抚、锦衣卫千户、锦衣卫百户等官职授予画师。于是名家辈出，堪与两宋相比。大批浙江画士进入宫廷。戴进即是与院体关系颇为密切的画家，其画取法南宋马远、夏圭，又有北宋画风，职业画家中多有追随者，影响极大。由于戴氏为浙江钱塘人，后人把这一画派称为“浙派”。宣德、弘治年间，由于浙派画家入宫者数量剧增，使得院体画与浙派绘画风格难于区分，浙派之代表人物当数戴进、吴伟、蓝瑛。院体花鸟画继承宋元之迹，描写细致，工写结合，浑朴富丽、开一代新风。而其余者，或有发扬者，或有沿袭者，皆同出一辙。院体花鸟画以浑朴富丽著称于世，甚有新意，风格既统一又呈多元风貌。著名者当数边景昭、林良、吕纪、孙隆等。

　　明代中期，院体与浙派渐渐衰退，吴门（今江苏苏州一带）的吴派崛起取代了院体与浙派。吴派的画家多以诗书画造诣而著称。作品宁静典雅，清淡悠闲，其中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画史称“吴门四大家”。

　　沈周中年作山水河，多为盈尺小景，谨细、精致，世称“细沈”；晚年后始作大画，用笔粗简豪放、气势雄浑，世称“粗沈”。他发展了文同、杨无咎、赵孟頫、吴镇的文人画，变工丽为雅逸，以书法入画，洋溢出浓厚的文人气质。唐寅绘画题材丰富，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兼长诗文、书法。山水画中深厚中有洒脱，刚健中有柔和。人物画以画仕女较为突出，线条流畅优美，衣纹遒劲飞舞，设色明快丰富，人物情态刻画生动入微，呼之欲出。其花鸟虽为偶作之品，但其格调不俗，隽永清新，墨韵明净，颇富文人气象。

　　明代花鸟画宗徐黄二体，比起元代有所扩展，并出新意，边文进妍丽工整为院派之祖；林良开写意之新派，学者甚多；吴门四家，文徵明接元人野逸之气，沈周、唐寅开元人未开之路，画法洗练，文气实足。而真正突破古人之风，标新立异开一代先河者，当数明中期以后的水墨大写意，其代表人物为徐渭、陈淳，即画史所称的“青藤”“白阳”。

　　徐渭，晚号青藤道人，绘画以水墨大写意花卉著于世，他以秃笔而画，笔墨如疾风暴雨，墨气淋漓，纵横驰骋，包容天地，有大刀阔斧之丈夫气。细枝末节，视而不见，造型简练，干湿浓淡，黑白虚实，于无法中求得法。天真自然，令人耳目一新。他的作品多以水墨画成，设色很少，其山水、人物、走兽画，“不学天成”。借物抒情，不拘成法，他谈章法，应“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他的绘画及思想对中国画影响颇深。陈淳，号白阳山人，善花鸟，亦善山水，花鸟风格受沈周粗笔画之影响，不拘细节，大刀阔斧。画中笔意洒脱，以草书写生，浓淡、粗细变化有序，有萧散闲逸之趣，宛然在目。其画作以水墨为主，很少设色，偶有设色，也以清淡为主。

　　明代人物画逊于隋唐而优于元代，明中后期人物画，又多效于唐寅、仇英者，流于柔靡，细眉小眼，弱不禁风，似有病态，千人一面，浙派者又多粗简陋略。至明末涌现出几位标新立异的人物画家，为明代人物画大增光彩，一扫画坛旧习。他们是浙江诸暨人陈洪绶、山东莱阳人崔子忠、安徽休宁人丁云鹏、福建莆田人吴彬。其中以陈洪绶、崔子忠尤为著名，画史称“南陈北崔”。

　　陈洪绶人物画吸收浙派、吴派之精华，开拓创新，形成自己风格。40岁前，人物画衣纹粗壮，多方折；40岁后，线条多圆润，设色清淡，人物善夸张，有怪异之状。花卉兼习宋元，自成一格，勾勒精细，色彩清丽。陈洪绶一生创作版画也极为丰富，体现其线描艺术的高超水平。崔子忠善画人物仕女、肖像画，曾游董其昌之门，其仕女画师法周文矩，衣纹曲转，设色细润，背景复杂。

　　另外，明后期人们对肖像画有所青睐，为此肖像画空前发展，曾鲸即为传神画派代表人物。曾鲸受外来画家利玛窦之影响，但强调“没骨”“传神”，见凸空白，见凹加墨，浑然一体，为中国肖像画别开途径，影响颇深，至康熙、乾隆，肖像画家，皆归曾氏一派。

　　至明末，浙派山水画已发展至尽头，并多有习气、流弊。如浙派有粗放简率之习气，吴派有板结、空疏、恣意之流弊，院体派亦纤细乏力。为扭转局面，使三派共融，重视笔墨与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故有新派涌出，云间派以沈士充为代表，华亭派以董其昌为代表。诸派之中，唯董氏影响较大。董其昌擅长书法，致力于山水画创作，精研画论，其“六法”主张以古为师，以天地为师。他从黄公望出发，研习笔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人画系统。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沈颢共同提出山水画“南北宗论”，为后世之典范。明代其他画家如王履、周臣善画山水，周之冕画花鸟，张宏画山水人物等皆著于世。

　　明代的绘画理论与明代的绘画一同发展，理论的发展反映出绘画的演变。明人论画著述极多，大凡七八十种。如何良俊的《四友斋画论》、屠隆的《画笺》、顾凝远的《画引》、沈颢的《画尘》、莫是龙的《画说》、董其昌的《画旨》和《画眼》是关于论述者；都穆的《寓意编》、朱存理的《珊瑚木难》、张丑的《清河书画舫》、汪珂玉的《珊瑚网》等，是关于鉴藏者；李开先的《中麓画品》，是关于品藻者；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陈继儒的《眉公书画史》等，是关于杂识者；詹景凤的《王氏画苑·补益》、王世贞的《王氏画苑》等，是关于丛辑者；文徴明的《文待诏题跋》、王世贞的《弇州题跋》，是关于题赞者；韩昂的《图绘宝鉴续编》、朱谋垔《画史会要》是关于史传者。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