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平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学说和韩建业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学说，都以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距今5000—6000年前，中国这片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体，不同的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已经发生了频繁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后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以后，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是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荣的文化共同体，与各民族文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就是民族团结的根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准则、精神面貌和理想追求。我国辽阔的边疆地区是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通过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工程，我们对各地区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人们能够真实了解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文明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我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遗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物例证，它们记录了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轨迹，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目前，我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对于深刻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强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经过考古发掘，以实物证据确认北庭故城外城为唐代构建，展现了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历史地位。又如，内蒙古考古工作人员发掘的元上都遗址，是自治区内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再现了元朝繁荣的社会形态、融合的民族关系，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繁荣，其城址的设计与规划无不体现了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延续；甘肃西和县仇池故国遗址出土的“魏归义氐侯”“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三枚金质封印，分别是三国魏政权和西晋中央王朝赐给氐族、羌族首领的御印，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河北承德外八庙以及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等大量少数民族文物，都反映了历史上各民族追求团结、向往统一以及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物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通过开展广泛的边疆地区考古发掘研究，我们对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可以极大地增强民族团结意识。

　　我国地域广阔，边疆地区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各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尤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一发展过程、原因等有待深入挖掘和认识。我认为，今后可以配合“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制定实施边疆地区重要考古规划和实施办法，围绕史前文明、中国文化基因以及边疆与周边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考古发掘和阐释工作。我们可以划地区、分阶段、有目的展开边疆考古发掘和阐释，对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形成更深刻的认识，极大增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考古研究和阐释边疆民族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边疆地区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故事，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和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要加强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传播，教育和引领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