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卉

　　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近日在中国传媒大学落下帷幕，这届国际周以“承继·创新——口述历史记录与呈现的多元探索”为主题。这是中国一年一度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主题活动，与会专家学者、项目代表、会员及媒体交流研讨了理论、实践与应用等多个层面的问题，既涉及2022年中国口述历史事业在方法上的深耕与突破，又涉及形式上的坚守与创新……

　　方法上的深耕与突破： 发掘平凡对象的不凡之处

　　现代口述历史概念进入中国40余年，并在公众领域繁荣10余年后，口述历史界的同仁仍能持续在其中找到新的视角并加以分析、研究。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论坛上，关于“旧”问题的新讨论涉及：如何将访谈的优势最大化、如何在常规选题中发现新的研究方向、如何进一步拓展口述历史资料的应用等，这些讨论将促进业界深入理解口述历史的优势和潜力。

　　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论坛上，最吸引注意力的话题是：对口述历史核心行为——“与人对话”的应用探究。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以“细节的力量”为主题做了人物访谈经验的分享，鼓励从业者从影像、文字和日常中发现具有代表性的“众生相”；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通过对比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访谈的区别，强调因后者不具有发表的时效压力，操作中可以更具耐心。访谈者通过时间的积淀加深与受访者的连接，进而访谈到更多的细节内容；创作了《西南联大》等多个主题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徐蓓导演在总结经验时也提到，访谈过程是双方共同营造对话空间的过程，正式访谈之前的准备是否充足、交流时的眼神是否真诚和专注都很重要。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张明巍提醒实践中切勿理想化，希望访谈到何人、是否能实现以及对方是否同意授权构成完整的文献链条，缺一不可。口述历史始终是围绕人而展开，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其次，寻找同类题材的不同切入角度，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许多项目团队深耕以往无人涉足的题材，重新审视看似寻常的研究领域，并提炼出独到的分支主题。以战争题材为例，今年就涌现出了“胶东乳娘”“红嫂的乳汁”“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等主题，与上一年度的“支前民工”等项目相接续，持续了十余年的战争领域口述历史仍在焕发新的生机，凸显口述历史实践者们更加关注具体细节、关注更为具体的人的视角。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周东华在评价“寻找国立一中1938”项目时关注到历史的拥有者问题，他表示：无论历史学家、媒体，还是大时代中的平凡一员，讲出自己的经历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也是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怀认同的一部分。另一种不同角度的纪录体现在对同一批研究对象跨时间段的关注上，如时隔60余年寻访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的纪录电影《演员》，该片导演潘奕霖认为，之前大家看到的是影星们在银幕上塑造的形象，但他们的人生经历、对往事的看法，诉说往事时的举手投足和对特定年代的回忆……这些内容的历史价值在更久远的将来会更有意义。

　　此外，口述历史传播形式的新突破，是今年口述历史周最值得关注的一大亮点。口述资料成果在领域、样态、思路等方面均呈现出多样性。口述历史作为档案，继续被广泛应用于校史、机构史、地方史、行业史的研究中。以“文溯阁《四库全书》入甘55年口述史”项目为例，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全根先评价其意义重大、挖掘细致，是文化遗产类口述史项目的成功案例。“电科记忆”“口述矿大校史”“南外记忆”“口述滨医”“首都博物馆口述历史”“进士家族后人寻访”“风起越城”“本溪话剧口述史”“小浪底库区移民”“口述云南”“口述海南”“深圳大鹏红色革命口述史”“干城·抗美援朝老战士口述史”“萧山践行‘八八战略’”等文博方志机构开展的项目在2022年的口述史创作中成为一种现象。民间团队关注并独立完成的“见证·胜利”“老兵‘说’”“江城老兵忆军史”“西藏八廓古城口述史”“吉安工业记忆”“一家基金会理事会的故事”等项目，也彰显了口述历史在行业历史纪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口述历史成为作品，图书仍是常见的产出形式。当《悠悠岁月》《记忆记忆》等书在国际上频繁引发人们对个体记忆的讨论与思考时，当《漫长的余生》《历史的微声》等大家之作唤起更多人对微观述史的关注时，《寻常百姓家》《长辈的故事》等作品也向读者展示了小人物的人生缩影。对此，宁波大学教授钱茂伟将历史定义为文本化的过往，个人、家庭、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的经历如果没有留下文本，就不能传承下来。本年度的其他主题出版物也颇具价值，《身为动画人·上海美影人口述史》被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薛燕平誉为“中国动画黄金时代最温暖、浪漫、幽默、自由、平等的记忆，在这个项目里比比皆是”，此书与《“关东州”历史记忆》《中国第一代电视剧人口述史》《逆流者》等都抢救性记录了久未发声的特殊群体，为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声音。

　　口述历史成果多场景应用探索，是2022年中国口述历史事业最大的亮点。传统形式之外，今年涌现出了将采集成果转化为剧本杀作品的“黄礁岛白果岛守岛人离岛人军事遗址人文纪实”和将口述历史课程转化为装置展览的“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口述历史课”项目。纪录片导演章梦奇发起的“母亲影展”和导演顾雪发起的“家庭影像”等主题活动，更是汇聚具体群体、通过口述历史方法保存记忆，实现了“从自我的照亮到众人的照亮”。可见，一方面，从业界乃至大众习以为常的传统主题项目中发现新的选题和传播方向，有利于项目团队的内容创新；另一方面，在法律与伦理框架内实施的创新思维，也帮助许多项目团队拓展了空间，打破长期困扰口述历史发展的“变现难”问题。“赣江渔民口述史”等以文化投资心态做项目的团队，不仅保留下历史和文化，也实现了团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为许多同类民间组织蹚出了新路。这让口述历史项目商业化的思考再次进入学术视野，得到了较以往更加正面的回应。

　　技术上的坚守与创新： 势不可挡的影像化趋势

　　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呈现记忆的方法有许多种，除文字形式外，影像已成为非常普通的记录载体。不仅戏剧与影视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长期研究这一变化，其他学科也在投入更多关注。实践者不断生发出新的创造力，研究者随之发现新的观察领域，二者在其中殊途同归，越发能达成共识。

　　2022年的口述史实践给人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研究对象。中国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节目部主任闫东认为，口述历史这样一种厚重又多姿多彩的表达力量，增强了他一系列作品的主动性、生动性、平实性和可看性。纪录片《无尽攀登》的导演叶俊策在创作中摒弃了表达技巧，因为主人公夏伯渝本身的故事就非常打动人，原生态的记录比创作技巧更为重要。《自画像：47公里童话》的导演章梦奇在谈及创作轨迹时，明确提到：创作的初衷是因为其参与了“民间记忆计划”，为了做祖辈的口述历史访谈才回到故乡。在村庄的日子成为她创作的转折：“我的世界被他人的故事打开和填充，变得更丰厚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野口裕子坦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完成口述史项目“风月同天 携手共进——中国的日本研究50年回顾与展望”，不仅记录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历程，还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日中关系和社会形态，更难能可贵地记录下了学术往来沟通了学者之间的心灵，体现出两国之间持续交流的重要性。

　　口述历史与影像的加法，带来了全方位的跨界思考。“大江大海少年影像学院”创始人唐建光将10余年口述历史实践的变化总结为“从大到越来越小，越来越做到外行”：他的口述历史教授对象逐步向青少年沉淀，创作过程则越来越多地纳入了新的方法与思路。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潘志琪认为，口述历史是纪录片创作的常用方法，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要求简化语言表达，通过画面展现时间、空间，最终达到个体或国家意志的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教师郭晓明认为，口述史创作既要考虑个人情怀，又要兼顾受众及平台、资金渠道等，这种现状促生了口述史创作的“亚文化态势”，即“小而美”的口述历史项目：口述历史记录者用摄录设备记录观察到的内容，内容的影像属性又为作品通过多平台传播提供更多可能性。今年较受关注的《珠峰队长》《宵夜江湖·第二季》等作品均属此列。

　　研究者对2022年的口述史实践进行了谨慎的观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姜萌认为，口述历史的记录、书写和知识传播及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历史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接受影像史料，但影像作为历史书写的介质之一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在记录方法上也亟待进一步的规范。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认为，记录者如果在口述史记录过程中掺杂进主观表达，就不是真正的客观记录。尽管如此还是要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尤其是共和国时期的当代史，以改变研究及教学中现有官方史料的同质性和单一性现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朱靖江认为，影像可以提供更具象、更有个体生命感的口述内容，口述史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都在建构历史叙事，在理论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传媒大学教师于音注意到前期数据整理的重要性，希望在影音数据的整理过程中逐步完善规范各项工作流程。从上述研究者们的观察可以看出，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正在跳出单一学科视角，正在构建口述历史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

　　理念上的内观与外化： 提炼中国特色，记录中国故事

　　为促进口述历史的全面发展，需要口述历史人从不同层面加以努力：既要对内潜心研究，不断完善采集方法的研究；又要对外勇于承担，尽可能发挥口述史手段在中国故事的采集与传播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激发记录者的责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祥银总结了中国口述历史事业面临的三大难题：如何培养下一代口述历史学家、如何加强口述历史的研究、如何拓展口述历史人的时代担当。

　　为了培养下一代口述历史学家，众多高校的口述史教育将实践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很多高等院校推动的口述历史项目吸引业界关注：“黑龙江工业建设口述史 1949-1999”“改革开放后湖南铁路的变迁与建设”“南京市原工商业者口述历史”“‘大生人’口述历史”“‘浙’里的村支书”“苏中地区新四军老兵记忆传承”“黄河滩区乡村振兴影像图志”“口述史之歌以三线”“档案中的军工文化”“张家口重要党史人物回忆录”“新农人的致富记忆与带头密码”“陕西乡村振兴口述史报告”“湖北省巴东县乡村教师口述史研究”“蒙医整骨术口述史”“深圳科创家口述史”“中国帆船运动七十年”“退役军人口述历史”等。“初中生学做口述史”“奋斗西南岗”等青少年主持或参与的口述历史项目也让人眼前一亮。

　　与口述史实践的丰富多彩相比，理论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定宜庄认为，学界存在同一个口述历史问题被不同学者反复论证的情况，和把过去已有结论的问题仍当作新问题开展研究的现象，希望青年研究者的工作可以清醒、深入，并强调了记忆的特殊性及其研究价值。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宇英同样认为，口述史记录的是口述者对自身经历的阐释，是复杂的、创造性的和变动的，背后有值得分析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并建议研究者关注口述者和访谈者共同构建的双主体性。

　　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应用，是中外学者共同注意到的趋势。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赵小建认为，口述历史近年也展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发展趋势。本年度国际项目如英国《一战小人物口述史》、加拿大《原住民口述历史读本》和加拿大华人移民《选择》（海洋省卷），国内项目如“‘慰安妇’口述历史工作的转向与实践”“生命的守望：全国麻风休养员口述史”“云南麻风村的余生”“记忆·发声：农村妇女口述史”“寻访女性力量·黎乡教师”“中华多民族作家口述历史”“黑白·性少数群体自传”等项目进一步推动了对少数群体的记忆资料的挖掘。新加坡学者赖素春强调，实践中访员和外物的介入、使用者的解读等因素都会对口述历史信息增加不确定性，这也是它经常遭受质疑的原因之一。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加入对这些变数的记录和解读，会使研究更站得住脚。中国传媒大学教师高海涛认为，对口述者原意的理解非常依赖于语境，口述历史的编校工作不仅要面对文字，还要重温声画。此外，《中国口述历史理论》《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等书的出版和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年会、第五届全国音乐口述史研讨会、河阳研究院口述史暑期班、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口述历史大赛暨研习营、中国建筑口述史实践工作坊等的举办，也显示出口述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态势。

　　口述历史人体现其时代担当，是口述历史社会价值的深层次体现。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利斯泰尔·汤姆森表示，他40余年来“参加口述历史周这样规模的国际活动，并了解不同文化差异下的口述历史规范。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方式是不同的，口述历史需要顺应文化背景。”香港中文大学教师熊景明认为，笼统看来，西方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中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中国对家族的认同也会延伸到对故乡的认同、城市的认同，最后演化为对国家的认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书峰认为，口述历史的多元性不单体现在研究阶段，同样适用于应用传播环节，口述历史素材可以制作成影像、广播等公共产品，以扩大影响。

　　这三大议题回应了近年来行业内对于“标准化”问题的讨论。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教授周晓虹近年带领师生做出的新中国工业建设、人物群像等口述史主题项目，采集到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他认为，口述历史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不主张用同一套标准来对口述史进行整齐划一的处理，从而遮蔽口述史的亲历者以及研究者、采集者个人的理解、个人的经历以及个人想象的贡献和作用。当然，去标准化并不意味着各自为战，对口述历史采集的基本方法和伦理问题还需要有根本的共识，业界共识基础之上的发挥才有价值。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左玉河的“口述历史视域中的创伤记忆问题”研究就具有普遍的伦理共识基础，他认为在研究记忆的误差、记忆遗忘的成因以及对创伤记忆采集的尺度等方面都要考虑“人”的因素，并提出“口述访谈的伦理底线就是一切以不伤害当事人为准”的观点，强调对创伤者的访谈要以当事人的意愿为准，避免在访谈中对当事人产生二次伤害，并呼吁将此作为口述历史工作者必须坚守的伦理底线。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022年的中国口述历史人较以往更能体会时代改变之猛烈与亲历历史的切肤之感。口述历史事业担负着家国记忆的收集乃至战略性信息档案资源建设的重任，围绕着更加立体的“人民”形象，中国口述历史事业必将迎来更进一步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