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新发现探寻源流故事出土大陶器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祭祀坑K23出土青铜爵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祭祀坑K23出土青铜觚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选出6项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专家委员会是从来自全国的43项考古新发现申请中，评选出6项入选项目和6项入围项目，时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时期。

　　6项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是：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

　　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是一处集古人类、古动物和石制品于一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2001年6月，该遗址获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考古队在遗址核心B区发掘面积203平方米。出土动物化石呈杂乱块状或条带状聚集分布，部分骨骼化石保留了原始连接状态，可能表明化石被原地埋藏或未经过长距离搬动。经初步观察，动物种类有猴、虎、鬣狗、剑齿象、犀牛、野猪、小猪、貘、鹿、牛等，总体属于早更新世晚期森林型动物群。

　　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地33米远的地层剖面上，发现“郧县人”3号头骨。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证据。

　　这是一次“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三位一体’的发现”，3号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的解剖学特征，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境内及东亚直立人来源和发展方向的认识。难得的是，在同一层面上发现人类化石、人类自己打制的石器及动物化石，这对认识百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具体情境十分重要。

　　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该遗址第一、二组遗存，无论从房址结构，还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体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是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定居村落。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技术都非常成熟；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展现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方式到群体栖居方式的发展转变；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两种石器技术体系，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陶器压印的纹饰如“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遗址出土遗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反映出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对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不仅填补了燕辽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为研究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文化史的实证。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1957年调查发现，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确认南佐遗址是一处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5100—4700年。

　　从初步调查和发掘情况看，南佐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总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及其环壕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基址、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

　　南佐都邑及“宫城”布局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总体上构成一个主次分明、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封闭式宫殿格局。“九台”中的北台就在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南佐遗址的发现对于客观认识黄土高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殷墟考古90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文化遗存，大型宫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和玉器等冠绝当时，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彰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规划和实施新一轮殷墟考古工作，截至2022年11月，勘探总面积超过239800平方米。期间，按需对大场景、遗迹拍摄照片和影像，及时三维建模和出正射影像；对骨骼标本及时采样，为后续综合研究做好准备。

　　经过考古发掘，钻探确认王陵区东、西围沟各自闭合，并有缺口可出入。两条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

　　综合多重证据可知，两条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王陵区的范围为东西560米、南北300米。这些发现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新发掘的祭祀坑，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资料。大规模钻探获得区域地下文化遗存的系统埋藏信息，尤其是对地下重要文化层位的深度定位，为后续复原殷墟古地貌提供了重要参考数据。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2008年滇池盆地区域系统调查明确了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遗址区。2014年以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遗址开展了系列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历次考古发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构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际至秦汉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2021年和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576平方米，分为北、西、南三个区。出土有简牍、封泥、瓦当、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等遗物2000多件，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砖块等建筑材料。

　　封泥集中出土于北部发掘区东北角的河道废弃堆积中，共计837枚。主要为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中的20个县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另外还有少量无字封泥及道教封泥。

　　简牍发现于南部发掘区，该灰坑现仅发掘了1/4。出土带字简牍残片1000余枚，不带字的简牍残片近万枚。其中，带字简牍中释读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应是公文文书。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其收获，是云贵高原地区考古的重大突破，是先秦秦汉时期边远地区考古的最新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2021年至2022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揭示了包括两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出土大量全新的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并在窑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

　　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发掘的价值重大。发现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该窑主要生产精细白瓷，胎白质坚，釉白温润，透光性超强；工艺采撷两宋南、北各窑之菁华，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文化面貌与审美迥异于当时南、北各窑。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对于探索两宋时期我国制瓷业的交流与发展意义重大。

　　发现了保存好、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而且在窑址区发现瓷土、石英、燃料等资源，这在我国陶瓷考古上尚属首次。本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等遗址出土的细白瓷一致，而且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性质。

　　窑业技术独特而高超。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次在瓷胎、瓷釉中发现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该技术能增加精细白瓷成品的透光度和润度等，在现代定窑制瓷工艺中仍在使用。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是首次发现，在我国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作为西夏瓷窑场，在北方传统窑业技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湖田窑、越窑等窑先进的窑业技术，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