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群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时代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开端。作为人类文明开端的始祖黄帝，因其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黄帝的身上被负载了超越其时代本身的太多内容。作为考古学、历史文献记载与历史进程中的黄帝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不同时代的黄帝身上被赋予了哪些意义?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应该凸显哪些意义?

　　作为考古视野中的黄帝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著《史记》时，面对“百家言黄帝”的文献记录，已有无所适从之感。在上世纪初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对上古历史的怀疑与否定后，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终极追寻的努力在考古学家的视野中终于得到了实证。

　　考古学家李学勤、严文明、许顺湛诸给黄帝时代进行了考古学上的断代。从现在考古发掘的上古历史遗迹推测，黄帝约处于仰韶文化的晚期。在黄帝时代，社会刚刚开始分化，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氏族、部落之下，一个集团的人口不可能太多，活动的范围也不可能太大。即使像黄帝这样已经建立了雏形政权的部落，并且拥有勇敢善战的军队，其活动范围也绝对没有后来历史记载以及我们想象的大。我认为，对黄帝文化的界定，不应该仅仅限制为黄帝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亦应该关注黄帝的形象、身份演化史、意义附加史以及背后的思想史。

　　作为历史学家记载的黄帝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比黄帝更早的伏羲氏、神农氏，但他将《五帝本纪》冠首并以黄帝为先，原因之一是受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将黄帝推举为圣王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上古的文献资料，其实大多已经远离了上古的文化人的想象与追忆，而不是上古人自己的实录与记述。在三代之末的文化人眼中，黄帝时代是万国归附，顺天地阴阳四时之际，布播百谷草木，淳化延及至鸟兽虫蛾，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单纯朴素的美好世界。这种对黄帝及其时代的无限向往走到极端很容易使黄帝异化为神，“黄帝三百年”“黄帝有四面”就是这种思想的折射。

　　第二个原因是汉代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初的几代统治者极力推崇黄老之学。与其他学派如儒家等不同，黄老学派以天道作为思想的依据，一切世间事都应该以天道即宇宙自然为依据，它涉及相当广泛的知识范围，并以天道自然为依据，建立了处世与治世之道，黄帝在这时被尊为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神圣，并与老子无为的思想链接。

　　那么,司马迁是如何勾勒黄帝的历史画卷呢？一是取材《尚书》《大戴礼记》《春秋》《国语》等雅训的经典记载，并对这些记载相互印证，所见不虚者进行编次；二是以“不离古文者”为材料选择标准；三是进行实地考察，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寻访长老。通过这三方面的努力，司马迁剔除了资料中荒诞不经的部分，最终撰著了五帝的谱系。

　　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叙述，不仅仅是明确了五帝的历史谱系，而且赋予五帝之首的黄帝为人类始祖、人类文明开端的意义。

　　作为神话的黄帝

　　秦汉时期，神仙之说大盛。汉武帝时，方士辈出，汉武帝借用方士有两个意图，一是封禅，以明汉家受命之正当；二是求仙，希望长生不死、统治连绵。方士因此投机迎合武帝，杜撰黄帝古史，将封禅与成仙合二为一。这样一来，黄帝则由神化为人，为十二姓之共祖，为中国历史开端之领袖，而至汉武帝时期，又由人复归于神。

　　在封建时代，黄帝身上被赋予了权威性，具有合法的政治意义，从人类开端的领袖黄帝到当权者自身，形成一脉相承的正统，这无形之中进一步神话了黄帝。

　　与历朝统治阶级通过告祭黄帝，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希望政权持续延绵不同，在民间，黄帝的形象则是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迥异的话语系统。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黄帝在祭拜仪式中成为信仰的一面旗帜。

　　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民族经济日渐繁盛。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思与总结百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传统祭祀由于它富有民族特色的心理积淀和陶冶国人的优良伦理道德和高尚情操的功能。

　　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颂扬始祖黄帝的丰功伟绩，这首先是基于血缘的认同，通过祭祀，强化血缘的延续，民族的血脉与文化的血脉合二为一，这是我们认同的基础。祭祀文化保留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是炎黄子孙情感认同、沟通的契合点，具有维系家庭、宗族乃至整个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共享和谐社会的历史见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祭祀文化的积极作用，对促进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利用拜祖大典，促进民族的团结，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拜祖大典，不仅仅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仪式，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重新反思以往的历史并从中寻找超越性与神圣性的人类心灵栖息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