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未彻底解决。有人混淆了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的关系，认为随着北方地区民众南迁，客家人就此形成，客家文化随即出现。河洛地区民众群体南迁过程颇为复杂，并不能说大规模南迁的人群定居下来就形成了客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群聚集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文化的出现需要的则是积淀、反思、升华而形成文化现象，客家文化即是如此。

　　秦汉时期，河洛地区民众南迁不同于西晋以后河洛地区民众南迁，且迁移方式也有所差异。秦汉时期，是中原王朝势力急遽拓展的时期。秦朝继承了楚国对南方地区开发的传统，在岭南地区推行郡县制。随着秦朝占领岭南地区，河洛地区民众开始南迁，这就出现了秦朝建立后大规模的移民。秦朝在岭南地区的移民首先是军队到南越地区留住下来，成为新的居民。再加上秦始皇为了解决士卒的生活问题，组织了15000名来自北方地区女性服务于士兵，这些女性最终留在了岭南地区。这些移民是郡县制管辖下的编户齐民，秦朝迁往岭南的民众没有形成聚居区，即使与越人通婚联姻，也无法形成独有的文化区。这说明秦代不可能出现客家人。

　　两汉时期，客家人也没有形成的客观条件。河洛地区的社会动荡并未造成大规模的流民，仅仅是小规模的人口迁移。比如交趾地区，虽然秦汉政府在此设立郡县，但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的差异，所以与内地交往不多。东汉时期没有规模移民进入这一地区，所以客家在两汉时期也没有形成。闽地是客家分布的重要地区，汉武帝灭闽国之后，将其民众迁移到江淮之间，闽地空虚，长期处于人口稀少的状态，更谈不上北方南迁民众的进入。东汉末年，虽然有民众迁移到岭南与东南沿海地区，但因数量较小，也没有形成迁移民众聚居的客家群体。孙吴时期，迁徙到岭南地区的移民是零星的人数，且以罪犯为主，数量极其有限，有的仅仅是临时停留，不可能形成人数众多的聚居群体，客家群体尚未出现。

　　在西晋末年河洛地区民众南迁后也未形成客家群体。因少数民族匈奴族入侵，河洛地区民众开始了带有逃难性的移民，并非官府有组织、有计划的南迁，而是为了躲避战乱仓皇出逃，非某些学者对南迁移民的美化，亦不具有某些地方搞的南迁移民纪念地或纪念碑的意义。

　　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中原士民大量南迁，使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河洛文化第一次移向长江流域。除了京师洛阳外，黄河中下游地区民众外迁的方式，主要是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家族通过推举首领，组织宗族进行群体迁徙。这些世家大族依靠社会地位和声望，再加之其财力，携家带口，举族而迁。在迁徙地区上，广泛的分布在长江流域各地区。一是京口和广陵地区。二是扬州三吴地区。三是荆州地区。另外在江州、交州和广州地区也有流民活动的踪迹。

　　永嘉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徐等州，上至皇室贵胄、世家大族，下及普通百姓纷纷南迁。流民南迁规模大，大的流民群体有数万人，小的也只有数十家。迁徙人口约90万，占政府编户齐民540万的1/6，还有大量荫庇人口和未登记户籍的流民，迁往江南实际数量超过史籍所载。以宗族关系为依托形成流民集团，血缘关系、地域关系和宗族关系自然就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纽带。南迁的流民群体集军事、行政、生产为一体。有的还有独立武装，以保护同宗的利益。东晋南朝政府为了管理这些聚族而居流民，朝廷专设侨州郡安置。只是到了东晋后期，才出现了土断，使其成为州郡的编户齐民，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和服徭役的便利，可见西晋末年南迁的民众并未居住在偏远地区，也未形成类似后世的客家群体。

　　唐末五代河洛地区的民众南迁过程与河洛地区的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河洛地区民众为了躲避战乱迁往南方地区，最终形成了客家及客家文化。唐末五代时期，因为江南地区并不稳定，相继存在着前蜀、后蜀、南吴（杨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马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因为各国之间多次战争，南迁的民众不再以相对发达的地区作为移民点，而是举族迁到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或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之处。这些南迁民众聚族而居，为了自保长期与外界接触较少，形成了一个个族群，客家由此开始萌芽。目前国内客家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海南、湖南、浙江、台湾等地区。从客家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客家形成大约在唐宋时期。唐末宋初客家先民与畲族先民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一部分北方来的民众在南方地区定居下来，成为最早的客家先民。还有当地的土著山都、木客除了被歼灭外，有的逃到更为偏远的深山中，不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在与其他族群接触、交流中被同化了。有的汉化成为客家，有的与南迁的武陵蛮同化为畲族。

　　赣南、两广客家的形成，学术界有较多的论述，基本上弄清了客家形成于宋代的历史事实，北方南迁的民众与当地的土著融合而形成了客家，所以客家文化虽然保留了较多的河洛文化因素，但也有在新环境下的文化创新，这也是客家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发言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薛瑞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