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是世界观

　　清代黄遵宪以“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吟唱客家与中原的历史渊源，传诵着客家对中原根的记忆与文化认同。岭南客家往往以“河洛郎”自称。从周公营建洛邑、制礼作乐、孔子洛阳问礼、访乐苌弘，到程子感叹“吾道南矣”（程门立雪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以及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的播迁，客家文化中深植中原文化根与魂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虽离散辗转而始终持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祖训，董同龢称之为一种“无形的力量”。

　　二、从《客家研究导论》到《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

　　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专辟第四章“客家的语言”。从谋篇布局的内在逻辑来分析，客家的语言居于发端、源流、分布及其自然环境、文教、特性、客家与近代中国的中心位置的“节点”。

　　周振鹤、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方言问题做了宏观勾勒和质感素描，很多研究方法，对于方言与地域历史文化开启认知深具启发，如历史地理研究法。

　　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从发生学视角揭开客家历史的重重迷雾，对客家“方言群”界说具有解释力，认为客家方言是识别客家最直观、最基本的文化特征，也是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并描述了客方言孕育、形成的历史过程。例如，他将客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作了历史的、动态的复原，还原到赣闽粤边这一原发性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主要观察维度有山水形势、水陆交通体系、区域开发次第、区域经贸往来、地方行政建制、各个历史时期人口迁移和人口生息繁衍的历史概貌。他以“方言群”的范式创新突显方言之独特性，以及方言与山水自然之间密切的相关性，解释客家方言群的形成过程。

　　《那》著通过对各地古今地方志的爬梳，梳理出客家方言的历史地理格局与地理分布格局，厘括出东、西、北、南的大致边界，通过对各类历史文献的综合运用，厘清这方山水的早期居民、帝国拓边、民族融合、南方百越、人口重建、苗瑶畲族的历史源流和历史脉络，充分体现了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的综合系统运用。例如，“言”与“盐”的因而结缘，人与人的因而交融，逐渐促成了一个客家方言共同体的孕育产生，促进了一个社会经济联系网络的形成。在客家形成的因素之中，还包括宋室南渡、以南宋文天祥为代表的硬颈精神、明代王守仁巡抚南赣、化民成俗等研究。自然，在人口格局的演化过程之中，语言交流不可或缺。他认为到元代中后期，汉、畲之间经过长久交流交融，逐渐形成客家。著者是历史学家，未及过多语言本体研究，但对“客家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方言群”的界说持之有据，是一部少言方言本体却又道尽其来有自、如其所是的学术佳作。

　　三、客家方言蕴含根与魂的记忆

　　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中言客家话“言语敦古”“雅训旧音往往而在”，“查其语柢，出于冠带”等描述，（《论语·述而》“《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四川方言学者崔荣昌《四川境内的客方言》也说这类古词在前人著述中（如《客方言》《客话本字》《嘉应州誌·方言》《岭外三州语》中曾有所考证，证明它们是“有案可稽”的古汉语词。例如“殕”字，《广韵》“食上生白毛”，四川客家人叫“生殕”，即古“殕”字；“捼”《广韵》“两手相切摩也”（如捼汤圆，捼馒头，捼肚子）即古“捼”字；食（吃）、择（选）；归屋、归去、归哩（回）；乌、乌个（黑的）、漆乌（漆黑）；面（脸），索子（绳索）、勺嫲（瓢），等等。

　　《方言与中国文化》与《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都有对客赣方言历史渊源、同源异流情状、南越各族由椎跣变为冠裳，侏离化为弦诵，岭南荒梗袭华风等民族融合的历史分析。“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古今言殊，四方谈异”的语言现象在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语言维度说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格局与繁丰复异、多元一体的博大承载。

　　四、河洛—岭南—巴蜀的中国故事

　　北宋周敦颐《爱莲说》（虔州通判任上1063年），罗从彦（洛学南传二代）《观书有感》：

　　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

　　周诚程敬应粗会，奥理休从此外寻。

　　成都客家人谢桃坊先生2014年于甲午至日考察成都洛带燃灯寺遗址，即兴作词《满江红·赋洛带燃灯寺遗址红豆树》。

　　古寺荒凉，东山上、晴烟辽阔。问灵根、参天老树，沧桑曾阅。三百年来枝叶茂，五千里路乡音切。望岭南、每念旧家园，相思结。

　　樱桃熟，朝霞缀，枫露冷，珊瑚滑。看菽粒艳艳，心形契合。入骨玲珑安骰子，离魂缥缈藏香箧。纵人间、暗地换春华，红如血。

　　从河洛到客家，展开了一幅中国人历经千难而生生不息的历史画卷，是河洛文化的接受史与播迁史，也是中国人文以化人、涵濡教泽的生命情感和精神世界的缩影，是从“营建洛邑”、“宅兹中国”到如今河南话“中”所蕴含的生存智慧和中国故事。

　　发言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郭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