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诸位给我一次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从南佐遗址和双槐树遗址探讨黄帝文化与河洛文化》共分两部分。

　　一、黄河流域考古发现与黄帝文化影响力的印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洛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史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河、洛即司马迁所说的天下之中的今洛阳一带。

　　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认为黄帝是建邦立国的第一人，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开的成果证实黄帝是信史，其活动的核心区域在中原地区，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基因集中体现在中原历史文化之中。”已被甘肃南佐遗址、河南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所佐证。

　　黄河流域是黄帝文化的发祥地，同样也是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处中下游的中原以历史上的文化地理中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华文明高光点的河洛文化，以中原地区为载体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外拓。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证实“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依据探源工程的结论，现以黄河流域新发现的甘肃庆阳市的南佐遗址与河南郑州巩义市双槐树遗址为代表，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具有国家形态的古国已经形成，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新亮点，为我们探讨黄帝文化与河洛文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行政村东南1500米，坐落于渭河最大支流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距今约5100—47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都邑性聚落遗址。

　　遗址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是1957年调查时发现，1984年至1996年先后5次考古发掘。

　　2021—202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展开第三阶段的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发掘报告称：

　　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一处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遗址总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及其环壕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基址、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营建如此复杂且规模巨大的聚落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调动能力和公共权力，是黄土高原出现区域王权或以南佐为中心的早期国家的有力证明。

　　报告所说“九台”，是南佐遗址核心区的9座夯土台，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的大型夯土台基，文化层堆积1—4米，当地人称九女万花台。

　　考察南佐遗址的9座夯土台，大有来历。与河南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一样，都是天文星象的反映。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首数天文学，传统的农业国度需要精确的历法助力，而中国的历法，被认为是黄帝所创。司马迁在《历书》中记载：“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

　　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而“历法是关系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大事，是我国天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历法的精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生产，尤其在古代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据此而论，南佐遗址9座夯土台的文化内涵绝非一般的简单，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河洛文化的核心在中原地区，有诸多考古发现为佐证，尤其是河南省郑州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成为最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被认为是黄帝故都，影响巨大。

　　双槐树遗址在河南巩义市的河洛镇，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之处，曾荣获2020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84年全国第二次河南省第四次文物普查时所发现，“2013—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遗址现存东西长约1500、南北宽约780米，面积约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三道环壕，四处经过规划的墓地共1700余座墓葬、院落式夯土基址、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瓮城结构围墙、大型版筑遗迹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出土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双槐树遗址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地理区位非常重要。发掘报告称：

　　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该遗址以及青台、西山、点军台、秦王寨、后庄王、汪沟、陈沟、西史赵、大河村、站马屯、庄岭、楚湾、尚岗杨等遗址尤其是环壕聚落的发现，说明郑州地区是继豫西晋南地区庙底沟文化衰落之后新兴起的文明中心。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聚落遗址群的发现，为此地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探讨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奠定了基础。

　　双槐树遗址距今大约在5300年前后，在丰富的文化遗存中，尤以遗址中北斗九星的发现（还有青台遗址）震惊了学界。展示出五千年前河洛文化区对天文学的认知程度，无论是传统的北斗七星还是北斗九星，其主要内涵之一，便是利用天文知识精确农时为农业生产服务。

　　双槐树遗址北斗九星的发现，其意义更为深刻，应是河洛文化理性层面的有机构成和重要支撑。

　　实际上，双槐树遗址与南佐遗址之间文明程度的契合，充分说明黄帝文化在黄河流域的历史已经成为距今5000年分界线的标识之一。

　　双槐树遗址在河洛镇发现，与河洛文化密切相关，而河洛文化又为河洛镇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近年来，经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大体上形成了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一处都邑遗址的观点。

　　无论是古国还是故城，都与黄帝文化密切相关，更为珍贵的是为河洛文化的研究填补了关键性的材料。毫无疑问，双槐树遗址与南佐遗址一西一东，成为黄帝文化最耀眼的两颗明珠。

　　二、黄河文明是河洛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华文明5000多年，“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长河中，是作为一种认同始祖的文化信息来认识的，是建立在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基础之上。”

　　著名学者杨海中先生提出：“就河洛文化的内容而言，它既包含有历史学文化的内容，又包含有考古学文化的内容。”杨先生所说颇为精当。另就地域而言，核心当在中原地区。

　　《史记》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对此，我们通过著名的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得到实证。

　　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区之一，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中原文化逐渐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于二里头时代率先步入文明时代，历经商代至周代，中原文明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引领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原文明的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积累过程，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优越的地理环境，最终造就了先进发达的中原文明。”

　　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等等，表明范围广大的中原地区有着无可替代的核心区位。

　　中原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客观上是黄土高原在历史时期农业文明发达的具体描述。正是这得天独厚的黄土地造就了黄帝部族发展壮大与建邦立国的物质基础，成为农业文明的代表。司马迁《五帝本纪》称黄帝“播百谷草木”等，真实地反映出以黄帝为代表在农业方面的贡献。

　　中原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农作物生长丰富，从上古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作为华夏民族的摇篮之一，其文化根脉应是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所以说，黄帝之所以称其为“黄”者，是黄土地的颜色。与她发祥地的黄土高原有关，更与黄土地的农作物粟、黍等成熟时的黄色有关。

　　黄帝是信史，已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证实，司马迁记载黄帝“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大体上与河洛文化之关系密切。《史记索隐》称：

　　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盖依大戴礼五帝德。又谯周、宋均亦以为然。

　　中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五行莫贵于土。”即“土者，五行之中也。”古人认为“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所谓“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五行配五方，五方之中居中者正是土，所以土有圣人之德。土地为万物之母，而黄帝又来自于黄土高原，是以中央“执绳而制四方”。具体而言，黄帝都新郑居天下之中的核心地位，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央戊己土。

　　202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公布了“约4500字的长篇佚籍”《五纪》，其中“简文将‘五德’与‘青、白、墨、赤、黄’五色对应相配，以‘五色’彰显‘五德’，这就是‘天下之章’。”五色、五行、五方等等，归根到底是要与人相配伍，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套路，而黄帝则是绕不过去的核心人物。出土文献《清华简》还记载，黄帝建邦立国：

　　始有树邦，始有王公。四荒、四冘、四柱、四唯、群衹、万貌焉始相之。

　　简文是说黄帝有天下之后，得到四方首领的支持。又《清华简·为政之道》称：“昔黄帝方四面，”“四佐是谓。”四佐，即是四方。《尚书》记载：“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正因为黄帝得到四方诸侯等的拥护，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历史逻辑表明黄河文化孕育了河洛文化，这里延续着夏代以来的政治中心地位，而且在不断发扬光大，已经被连续的考古成果在反复印证。

　　河洛文化的核心区域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作为黄帝文化的植根地，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河洛文化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悠久的河洛文化历史，我们若以粗线条的划分：

　　第一，河出图、洛出书是河洛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意义就在于始创、延续与同步前行；

　　第二，以黄帝创革国家形态开始，到周王朝的建立，此一千多年为河洛文化传承、固定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以周文王等为代表，成为河洛文化创新的高光点；

　　第三，自周而下，到清王朝的覆灭，河洛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不断向周边扩散，影响着整个国家；

　　第四，1949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洛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层出不穷的成果，成为最光彩夺目的绚丽华章，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真正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发言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