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是韩愈逝世1200周年，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古文是中华文教的核心载体，影响持续千年之久，其古文所涵育建构的超越家族血缘、身份等级的“同道中国”理想，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认真对待和反思的中华文明精神遗产。本期讲坛是刘宁委员近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三十场暨“何为中国”系列第七场学术活动上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建构“同道中国”的精神传统

　　韩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在从中唐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他是深受推重的古文宗师。北宋诗文大家欧阳修景仰韩愈，谈到当时的士人追慕韩愈的盛况，曾云：“学者非韩不学。”从南宋到明清，古文的创作与传播持续深入，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经典谱系。韩愈作为八大家之首，其影响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古文是士人的必修课，塑造着士人的思想、表达和行为方式，是中唐以后一千年间中华文教的核心载体。对于古文的建构，“唐宋八大家”都有重要贡献，但若论开凿鸿蒙、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则非韩愈莫属。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在他看来，韩愈以古文为天下立法，他是文章宗师，更是精神的立法者。

　　韩愈开创的古文传统，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都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但两者的精神侧重有所不同。中国的诗歌传统渊源于《诗经》，《诗经》有着浓厚的乡土情蕴以及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植根于故土，情深于亲人。中国诗歌继承了这种传统。杜甫沉郁顿挫的家国之思，就是最好的代表。韩愈所开创的古文，虽然也有许多亲情的书写，但其重心则从乡土亲情，转向了士人的以道自励与同道相知。古文涵育了“同道中国”的精神传统。

　　“同道中国”的基础，是每一位士人的自励自强。韩愈古文所展现的“拟圣”精神、“定名”追求和“天性忠诚”，无不体现了对绝对之善的内在体悟，体现了自强者的内在修养。韩文以激进的语言创新、勇猛有力的新文风，展现了自我超越的巨大力量；开放的师道追求，则唤起同道的相知相感；这些都极大地打开了普遍主义的精神视野。韩愈不仅吸引了当时的同道之人，也在其身后引发无数士人的追随与景仰。他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吸引了无数的同路人、同行者。这条路并不平坦，行路人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所有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都感受到此路开拓之艰难，因此由衷敬仰韩愈的力大思雄，钦佩其卓绝的才华。为什么如此艰难，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上此路而义无反顾？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让人挣脱凡俗的束缚、乡土的羁绊，超越家的束缚，看到更广大的世界。苏轼对韩愈“百世师”“天下法”的高度评价，道尽了这条路的崇高意义。

　　这条路崎岖不平，韩愈的后继者不断在探索如何化解攀登时的艰难。苏轼以他的达观与超然，看淡行路中的风雨；朱熹以其深邃的哲思，让行路的体验更加深沉。他们也批评韩愈对行路中的问题思考未周，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都走在韩愈所开创的这条道路上，一生都在前进而非后退。这也是无数在韩愈身后继踵前贤者的共同写照。

　　韩愈重大的历史贡献，尤其需要站在文明的高度来加以认识。韩愈直面了中唐困局中的文明危机，对中华文明的文明建构做出了深入思考。他回应佛教的挑战，打开儒学的新格局，使之拥有“无贵无贱、无长无少”的开阔气象；围绕对“中国之道”的主体自觉，立足士人的自励自强，寻求文化的融合之路。他所建构的涵育“同道中国”的古文传统，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对于中华文明的更新再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的文明思考，有着丰富的启发。

　　“同道中国”的文明意义

　　下面，我从文明危机、文明自觉、文明自省和文明结构四个方面，谈一谈韩愈古文“同道中国”理想的文明意义。

　　第一，回应“文明危机”

　　韩愈所生活的中唐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清人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谈到“中唐”之“中”时说：“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一个曾经辉煌的时代，陷入动荡之中，四处可见是满目疮痍的凄凉景象，就像杜甫的诗中说的那样“乾坤含疮痍”（《北征》）。安史之乱平定后，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人们沉浸在对开元盛世的回望和伤感之中，曾经那么强盛繁荣，而今却无力挽回。动荡的社会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阴影，十分浓重。这一时期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不是一时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出现深刻的内在困境，亟待深层的调整。叶燮说中唐不是一代之“中”，而是百代之“中”，就精辟地揭示了中唐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重要历史变化的时期。

　　当时的士大夫是如何面对时代困局呢？史学家杜佑编撰了二百卷的《通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书中记载了上古到唐代宗年间的典章制度沿革，以期为当时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他与柳宗元等人都很关心治理之道的探索。白居易则认为，身为士大夫，要忠于君王、恪尽臣职。他积极反映社会矛盾，希望裨补时政。这些追求都体现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但对时代问题的认识，还没有触及更深的层面。

　　韩愈针对的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学所面临的危机。在他看来，中唐时期的困局其实是来自于儒学自身的困境，其突出的体现是忠孝观念在维系人心上日趋乏力。唐王朝作为统一的大帝国，其赖以维系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儒家的忠道与孝道。这是汉代在统一王朝格局下所确立的儒家立国之道。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叛乱相仍，令忠道无比脆弱。随着门阀制的进一步解体、科举制的推行、官僚体制的发展，“孝”这根精神纽带，也日趋薄弱。人们需要突破亲情，与社会成员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汉唐统治者希望移孝做忠，借孝道以立忠道，以此实现忠孝一体。然而，随着亲情孝道的纽带削弱，忠道也很难完全依赖孝道来激发其精神力量。忠孝凝聚力的减弱，反衬出佛教的普遍性意义。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突破家族血缘、身份地位等种种现实的束缚，体现普遍性关怀。儒学如果不能突破亲情伦理的束缚重建其普遍性价值，就很难与佛教的影响力抗衡。这是中唐儒学复兴面对的核心挑战。

　　韩愈弘扬儒学、创造古文，以“同道中国”理想的建构，回应时代困局，体现了对文明危机的深入思考与回应。

　　第二，树立“文明自觉”

　　韩愈的许多思考，表达了对何谓“中国之道”的理解，他有着鲜明的“文明自觉”意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突出的。

　　在其影响深远的《原道》中，韩愈清晰地阐述了“先王之教”的内涵：“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是精神层面。在文化层面，他又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这里所说的“先王之教”，就是他所理解的中华文明之道，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一整套人伦日用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具体概括可能有不够全面之处，但韩愈明确表达了“先王之教”，亦即“中国之道”是什么、追求什么。韩愈文章有充沛的气势和力量，他正是以这样的气势和力量，自信地传达了对中华文明的自觉。在他另一篇古文《送浮屠文畅师序》中，他也清晰地指出了中国之道：“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策，中国之人世守之。”他所理解的“先王之教”“中国之道”，以道统的形式代代相传。《原道》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回应了重大问题。明确表达了一种文明自觉的态度。

　　韩愈对中华文明的自觉，与“国家意识”联系在一起。韩愈的“夷夏观”不以民族区分夷夏。安史之乱后，时人多强调胡汉矛盾，韩愈极少呼应这样的时论。作乱的安史叛军，多被时人视为羯胡，而韩愈从未以胡人称之，在其名作《张中丞传后叙》中称之为“贼”。他说：“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而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又说：“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贼指作乱之人，没有民族上歧视的表达。其次，韩愈的“夷夏观”也不同于儒家传统的礼义夷夏观。儒家传统的礼义夷夏观以是否遵守礼义来区分夷夏，这种观念在中唐非常常见。但是，韩愈对夷夏的理解，着眼于“中国”与“外国”之别，与传统夷夏观的民族与礼义视角都不同，这体现了他的国家意识。他在唐朝政治国家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夷夏观。他的文明自觉和国家意识联系在一起。韩愈同时代人，基本还是因循着夷夏观的传统认识。韩愈对夷夏的新思考，体现了“自树立，不因循”思想创造。

　　第三，追求“文明自省”

　　韩愈的古文精神，体现了普遍主义的文明追求，传达了强烈的文明自省精神。

　　在韩愈看来，中华文明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明，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的。他说儒道是“天下公言”，其《原道》云：“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这里的“天下公言”就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因此“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中华文明可以安顿好每个人的生活，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普遍主义色彩的文明。韩愈认为佛教作为出世的宗教，不具有普遍的人文性，因而是“一人之私言”。他对佛教的认识，今天可以进一步反思，但他对中华文明的人文性与普遍性的思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仍然很值得关注。

　　韩愈的古文对于培育士君子的自强自省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士君子每个人都要有成圣立贤的追求，要有自省精神。他的《原毁》很值得体会。这篇文章我读了很多年，一开始理解还不深，但后来越读越感到内涵丰富。在《原毁》里，他是把士君子的自强和博爱胸怀紧密联系起来，其开篇云：“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士君子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强自励，同时对人不应求全责备，要以最大的宽厚与博爱对待他人。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新的人格理想，是韩愈孜孜以求的理想。韩愈的古文能够培养有自省、有担当的士君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文明的自省之力，而且是建立在普遍主义基础上的自省与自强。《原毁》云：“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士君子把圣人作为自己追求的标准，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和圣人都是人，圣人能做到，自己同样能做到。可见，韩愈古文所表现的士人自省精神，立足于儒学的普遍性。古文的千年传习，为涵育中华文明的自省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文道观”与文明结构

　　韩愈古文追求“文以明道”，强调“文道并重”，这样的文道观，不仅仅是一种文章理论，也是一种文明结构、文明秩序的体现。韩愈认为，中国的精神传统是以儒家为根本的道统，而绵延不绝的多元文化传统，此为中国之文统。道统与文统并重，相互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道的统一性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构成“中国”的丰富内涵。韩愈所说的道统，是严格按照儒家的精神来建构，但他所说的文却是非常丰富。在《送孟东野序》里，他提到善鸣者，就说：“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不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文章把历史上凡是善于表达、善于创造的人，全都称之为“善鸣者”。“善鸣者”遍及百家，其中有儒家，也包括与儒学有明显分歧的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等。韩愈对文表现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他在“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的同时，也“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在韩愈之前，《文心雕龙》中有《原道》篇，谈到文本原于道；再早之前，先秦荀子提倡宗经明道，但这些思考都没有韩愈提出的“文道观”内涵丰富。韩愈主张的“文以明道”“文道并重”，可以说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关键词，文和道之间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张力结构传承了千年。

　　历代的古文家，都在自觉传承文道并重的传统，高度重视文的重要性，认为离开文的发明，就很难认识道，主张因文见道，学者必以文辞为求道之本。这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强调文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把视野放开，就会发现文道并重的传统在宋代以来的一千年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声音，文和道要始终保持其间多元一体的张力，这塑造了国家社会主流的文化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愈的“文道观”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文明结构、文明秩序的深刻理解。伴随着古文的千年传承，韩愈“文道观”产生深远影响，对塑造中国人的文明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的文明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讨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结构，应该充分关注韩愈“文道观”对此的贡献。

　　韩愈力大思雄，他在思想文化上的许多创造，是从无到有、从0到1的创造，他对文明危机、文明自觉、文明自省和文明结构的综合思考，可谓前无古人。他通过创造古文，建构“同道中国”精神传统，对中华文明的更新再造做出重大贡献。韩愈古文独特的论证结构、议论方式，行文特点，体现了他的独断之功和担当的勇气。深刻复杂的思考，需要极富创新性的语言才能表现。韩愈是语言创造的大师，他的语言创造很难模仿和重复，也很少有人能超越，据央视《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节目统计，现在的《新华成语辞典》里，有331个成语是韩愈创造的，如“地大物博”“异曲同工”“一视同仁”“地负海涵”“千钧一发”，等等。这些成语今天还被广泛地运用着。他的影响力持续了上千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藏。我阅读和思考韩文已有20多年，涵咏其间，深为震撼，在小书《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中报告了自己学习韩文的一些体会。今天汲古论坛的主题是“何为中国”，所以着重汇报了我对韩愈古文文明意义的一点粗浅的认识，请大家多多指教！韩愈古文是理解中华文明的一本“大书”，对于“何为中国”这个大问题，韩愈古文做出了深具启发意义的重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