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许昌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主任两年多来，先后担纲征编了《许昌文史资料》（第36辑、第37辑）和《许昌改革记忆》《政协往事》，共计8本书、223余万字。最令我难忘的是，历时一年多，如期完成了5卷本、170余万字的文史图书《许昌改革记忆》征编工作。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在许昌大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为回顾改革开放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许昌实践的智慧和力量，2022年年初，许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保新提出了在2023年年底完成《许昌改革记忆》征编工作的要求。

　　2022年7月，我履新文化和文史委主任时，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还处于严密防控时期，为了力避感染病毒风险，大家尽量线上办公，这就直接影响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原计划征编《许昌改革记忆》为上、中、下三册，而新征集的相关文史资料不足10份，远远满足不了编纂需要。我履新时距离2023年年底不到一年半，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

　　长期的工作实践告诉我：无论开辟新局面还是提升工作质量，扎实学习和调研是百试不爽的良方。一方面，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系列论述，学习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精神、《汪洋主席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学习《全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工作会议材料汇编》，学习文史资料工作专著《文史资料学概论》；另一方面，我向长期从事政协文史工作的张亚军副秘书长、杨艳红同志以及钟爱文史工作的葛国桢、金和敏、吴爱民、史红伟、陈世杰等老师请教。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我又以征编《许昌改革记忆》为主题，组织有关同志到县（市、区）政协开展调研。

　　经过前期的扎实学习和调研，我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法，增强了做好征编工作的能力和信心。自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我通过打电话、发微信、印发通知、召开座谈会、走访、邀请相关人士等方式，广泛持续开展征集工作。其间，我与200多位亲历者和文史工作者（含文史资料整理者）深入沟通交流，征集到文史资料300多份，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史料征集让我记忆犹新。《许昌改革记忆》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2023年5月初，我盘点征集到的文史资料时发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史料大体能够满足编纂需要，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史料缺口较大。于是，我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一方面，我邀请各县（市、区）政协文史委主任，专门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史料征集召开推进会；另一方面，我积极走访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一旦发现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史料线索，立即拜访亲历者。比如，李长红同志1984年参加工作就在环保部门，从一般同志一步步升任市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后来调任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2023年4月退休。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许昌水生态文明建设了如指掌。我多次盛邀长红同志到我的办公室茶叙，最终，他撰写了《见证许昌创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等3份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实践证明，走访、茶叙的征集方式，虽然耗时间、耗精力，但针对性强、成效明显。

　　包括《许昌改革记忆》史料征集在内的任何一项重点工作，都离不开领导的重视支持。在关键时间节点，具体牵头人必须及时、主动、精心向领导汇报。2022年9月26日，许昌市政协七届六十次主席会议召开，刘保新主席在此次会议上强调：“各位副主席、各委（室）主任，政协文史工作是政协的一项全局性工作，不是文史委一个部门的工作。今后，都要动起来，积极参与到文史工作中，深化‘大文史’工作格局，共同把文史工作做好。”2022年11月16日、2023年5月30日，市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八届五次主席会议先后召开，这两个会议都安排我作口头发言。我把《许昌改革记忆》征集工作融入发言内容，让领导们进一步了解征集工作进度、存在的困难和下一步打算，赢得了领导们的大力支持。

　　我在征集文史资料的同时，统筹开展文史资料初审工作，坚持严把政治关、导向关、史实关和文字关，认真审阅每一份文史资料。初审工作非常琐碎，耗时间、耗精力。比如，某作者写到“我1997年7月大学毕业后，即到某某机构报到”。再往下审阅时发现，2000年，某某机构才成立。也就是说，该作者大学毕业报到时，某某机构还不存在，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有的史料需要重新整理思路、调整结构；有的史料有插图却没有图片说明；有的史料缺个人简介；等等。文字性问题我自行修改，史实性问题必须与亲历者核实，五分之一左右的文史资料，我甚至审阅了两三遍。初审工作大体集中在2023年1至9月开展，近300个日日夜夜，我几乎每天都要通过打电话、发微信、座谈等方式，与亲历者（含整理者）沟通交流，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9个月左右的初审，最终选定233份文史资料收录到《许昌改革记忆》中。经领导同意，从市政协机关中青年干部中抽调15名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文字水平高的同志组建了编审工作队伍，群策群力开展三审三校工作。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1月29日集中编审期间，先后召开了两次编审工作会议。第一次审校结束后，我及时总结初审和第一次审校的经验，自编了《〈许昌改革记忆〉编审工作注意事项》，列举了固定表述不规范、错别字、极限词使用等注意事项，在编审工作中发挥了指导作用。

　　第二次审校结束后，我安排文史委的同志与作者联系，把经过第二次审校的文史资料交给他们，请他们再次修改并签字；同时告知他们，其所提供的文史资料被收录到《许昌改革记忆》后，一次性支付稿酬。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重复支付稿酬，切实做到文责自负。无论是三审三校还是作者最后核校，凡是修改的地方，我都全部再次审阅，有异议的，及时与相关同志沟通交流、凝聚共识，最大限度保障文史资料质量。

　　经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原计划征编上、中、下三册的《许昌改革记忆》，超额完成了任务，最终以5卷本印制。回顾《许昌改革记忆》的征集、初审、三审三校、作者最后核校并签字、印制等全过程，获益匪浅。《许昌改革记忆》征编工作历时一年多，其间，我通过调研、走访等多种方式，高频次与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沟通交流，宣传了政协文史工作，扩大了政协影响力，进一步发挥了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正如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所言，文史资料工作“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我联系的2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他们的经历、性格、想法等各不相同，需要因人而异交往交流；我审阅的文史资料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涉及不同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通过与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沟通联系，通过深度审阅300多份文史资料，我明显感到自身的政治把握能力、理论运用能力、政策落实能力、定力保持能力、统筹推进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文字驾驭能力等都得到了提升。这些成为我宝贵的人生财富，也为我今后更加高质高效开展工作进一步夯实了基础。（第八届许昌市政协常委，许昌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主任聂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