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与河洛学出现的时间早晚不同，存在问题却大同小异：都是成绩甚大，问题不小；缺乏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主流学术界不关注、不认同、甚少参与，梯队建设后继乏人。而客家学存在的问题更大，甚至被一些学者讥为“尚未学术化的领域”。

　　客家学与河洛学研究要想彻底摆脱目前的困境，首先要明晰国内主流学术界主要关注什么问题。我们理解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有关中华文明、汉族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问题，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及其形成、运行机制的问题，以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族群关系、区域关系、社会和谐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二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体系重构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次讲话，尤其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指示，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暨中国文化体统重构的问题。

　　如果客家学研究在解决客家形成问题的同时，能够将汉族诸多民系，乃至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也讲清楚；如果河洛学研究能够以河洛文化为依托，建构起中华文明暨中国文化的体系框架，阐释其特征、本质、内在结构及发展模式，并由此展开各项相应研究，则必然能引起主流学术界甚至国家的关注。

　　所以，客家学—河洛学的发展困境，实质上是学术研究定位及目标追求的问题。此前客家学—河洛学的学术定位——以各自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为目标——太低了，格局太小。

　　我们建议，提升客家学—河洛学的学术定位及目标追求：将客家学—河洛学建构与重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学术体系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学术体系重构及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从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宗教总体特征及社会现实需求出发，开展客家学—河洛学各项研究，服务当下。

　　总体思路，是从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之整体出发设计客家学—河洛学研究的各项课题，认识客家文化—河洛文化之特色及其在中华文明整体中之价值；再从客家文化—河洛文化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认识。

　　具体思路，于客家学，是通过中华文明体系暨“道”之高度，认识客家—客家文化；再由客家形成及迁徙发展之丰富实践，更深刻地洞察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及文化，回答主流学术界关注的各种重大问题，同时研究客家地区城乡发展急需解决的各项问题，为客家社会发展提供有效服务。

　　于河洛学，是依凭河洛文化的精神核心及地缘优势，探析并建构中华文明暨中国文化体系，阐释其特征、本质、内在结构及发展模式；与客家学等友邻学科团结合作，揭示中华文明纵向传承、横向拓展的机制、模式与规律；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尤其是北方社会应用的路径与模式，推动河洛地区的发展进步。

　　如果我们能依照上述学术定位，拿出一批有分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主流学术界不关注不认同、学术梯队后继乏人等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客家人根在中原，乃“河洛之子”。他们千里迁徙的本质是“他乡立纲常”，是中华文明的战略拓展。河洛人—河洛文化数千年传承，历久弥新，他们的所作所为可称为“故土守纲常”，是中华文明的战略坚守。

　　我们建议，客家学与河洛学联合起来，探究客家人“他乡立纲常”与河洛人民“故土守纲常”这一重大课题，揭示客家人“他乡立纲常”与河洛人民“故土守纲常”之运行机制、内在结构、规律及经验，同时比较二者之同与异，揭示中华文明之本质及数千年传承不辍之奥秘。

　　这一构想以天道—易道宇宙观为纲领，以人道—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地道—自然环境为依托，以国家相关作为为背景；研究客家人如何通过向原著民学习迅速适应新环境——这是“包容”，如何传承中原文化及礼俗——这是“守正”，如何在新环境下团结、凝聚族人、族群，和谐他族，提升己族的社会地位——这是“创新”。研究河洛人民如何在国家政治文化巨大幅射力之下，克服“皇城脚下的烦恼”，守正创新，让尊卑等级森严、教条僵化的“帝王纲常—礼制”通俗化、民间化、实用化，维系河洛一方土地的和谐稳定与礼乐纲常持续飘扬。

　　如果客家学—河洛学两家学者通过联合攻关，将客家人“他乡立纲常”与河洛人“故土守纲常”之同与异，变与不变，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何以同、何以异，以及中心区域礼之失与边缘区域礼之守等等，一一剖析清楚，进而揭示客家先民“他乡立纲常”与河洛人民“故土守纲常”之路径、运行机制、社会内在结构、演变规律及经验，中华民族之巨大凝聚力、中华文明之本质、优越性与数千年传承不辍之奥秘等等，或许可以大体破解。

　　发言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