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尤其是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会不断思索与追问一个大问题：

　　在那决定中国命运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精神伟力？

　　作为研究者，我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写成《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稿，讲述那些感人的“播火者”故事。

　　建党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历尽艰难险阻，把心血倾注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事业。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先是，胡适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李大钊深思。李大钊回到故乡，潜居在五峰山深处——这里是接近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地方，不仅写出了回应胡适的短文《再论问题与主义》，而且完成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篇，发表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两篇雄文，在危机四伏的彼时中国，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观”这一概念，树起了一面大旗。

　　1920年初，为防止再次被迫害入狱，为保住马列主义传播的火种，陈独秀秘密化装出京。他头戴毡帽，身着一件从厨师那里借来的背心，油迹满身。李大钊与之同行，扮作一名北方商人，随身带着算盘与账簿。二人坐在骡车上，东出朝阳门，向天津方向一路驶去，仿佛是在收账谈生意，实际上谈的是马列著作研究与建党事宜，也就是今日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等19人秘密创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这些组织，成为研究马列著作的思想阵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壮烈牺牲。那个时刻，白色恐怖蔓延，但江西井冈山闪烁的星星之火，照亮了郭大力的革命信念，促使曾在上海教书、攒下一点积蓄的他，来到杭州大佛寺，租下一间小屋，着手翻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同样苦闷的青年王亚南，本来着手写长篇小说，与郭大力在大佛寺萍水相逢，决计一起来实现翻译《资本论》的“大佛寺计划”。

　　翻译几经挫折。本来，郭大力已在1928年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中文译稿，但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译稿焚毁于日军侵华的战火之中。郭大力没有心灰意冷，于1934年开启《资本论》重译工作。在上海，翻译工作进入尾声之时，淞沪会战打响，战火已经烧到郭大力住地附近。他们临危不惧，坚持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重译工作。上海沦陷后，郭大力、王亚南又分别避居到内地，分工合作，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翻译工作。1938年8、9月间，他们在战时极端条件下，力推《资本论》中译三卷本出版。这部内容深厚的马克思著作，终于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还有跨越数十年时光，从革命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生5次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成仿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留学欧洲的成仿吾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1938年，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第三次翻译，迎接胜利曙光；1953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第四次翻译。由于参考资料有限等，前4次翻译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上世纪70年代，根据毛泽东同志批示，成仿吾与编译小组共同努力，认真比对多个德文版本并参考各种译本，逐字逐句研究，译出结构完整、用语规范流畅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时，年近九旬的朱德同志主动看望成仿吾，一见面就激动地说“很好，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

　　5次翻译，成仿吾从出国留学探寻救亡之道，到回国参与左联活动、参加长征、担任陕北公学校长，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投身教育事业，他的革命人生见证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点滴足迹，也昭示着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将会继续深入，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自五四运动以来，马列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为“两个结合”提供了铺路石子与奠基工程，一批仁人志士为此奋斗终身，甚至献出宝贵生命。他们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践行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燃灯者”。他们的译作和精神，值得我们不断学习、领悟、传扬。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