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内在机理及实践要求

信阳师范大学 唐国战

　　摘 要：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其内在形成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新型政党制度孕育的根本社会基础；救国救民的伟大目标是促成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强大内生动力；统一战线是推进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主要方式；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文化驱动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形成的内在机理，充分体现了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体现了扎根中国大地的鲜明特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和创造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的理念智慧。面向未来，创新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把牢制度发展的思想基础，厚植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共同创造的伟大政治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制度安排，为汇聚各方力量、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

　　回望历史，透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及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谋复兴、谋大同的，是如何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不断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

　　1840年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各方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后，中国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各类政治团体竞相成立，多达300余个，但大多昙花一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工农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大多以失败告终，但通过这些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必须联合社会各阶级力量形成统一的革命联盟。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诞生，随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1927年后，蒋介石集团实行一党专制，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激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斗争的旗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延安探索实行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形式。解放战争时期，针对阶级矛盾上升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等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形成。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是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协商并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及国家建设的工作；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

　　1954年9月，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诞生。自此，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但作为中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1956年中共八大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了新型政党关系的定位。在1962年4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之前，民主党派分别定位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62年9月，再次回到“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判断。1965年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2月，人民政协在停顿十年之后得到恢复。1979年6月，邓小平将新时期的民主党派界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重新激活了中国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八字方针扩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9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升格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新型政党制度写进党章。1993年，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明确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法律地位。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实践运行规程。此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等相继颁布，进一步强调了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完善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提升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

　　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新阶段。2013年2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02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颁布，明确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将民主党派建设的“四种”能力发展为“五种”能力，即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对民主党派建设的要求。此后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规划（2018—2027年）》等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条例（试行）》将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在原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增加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2018年，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党内规范，明确了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角色。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同发展提供了遵循。

　　回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这一制度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下，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中，立足于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其孕育、形成、发展、完善的动态变化历程，始终与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紧密相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融通互动、综合发力的结果。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内在机理及特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不是随机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分析和探讨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及特点，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内涵和规律，更好地感知其历史和现实的巨大价值。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内在机理

　　机理是指事物变化的内因和道理，机理包括形成要素和形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内在机理，这里主要是针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有哪些因素在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孕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根本社会基础。鸦片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如洪水猛兽般入侵中国，数千年来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被瓦解得支离破碎，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深深陷入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不同阶级、阶层通过不同方式展开了多种斗争，如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等。这些改良运动或革命性的反抗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斗争中，也逐步促成阶级的分化和阶级力量的形成。这些阶级由于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因而在革命或斗争的态度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在成立伊始就扛起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旗。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开展了一系列工人运动，虽然在强大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这些工人运动都失败了，但通过这些活动，党深深认识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任何一个政党都承担不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重任，必须联合社会各阶层，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表达进行过全面科学的分析。“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在这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交织交错的复杂境况下，除了共产党较早地认识到了必须联合各阶级开展联合斗争外，其他各阶级在斗争发展形势中也逐渐认识到了联合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经过多次失败挫折后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联合共产党并吸收共产党的先进理念，共同反对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其他8个民主党派除了致公党成立于1925年之外，大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他们在成立之初都抱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宗旨。这些民主党派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牺牲精神、能力担当，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并认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团结、支持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在风雨同舟中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友党，为随后的多民主党派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救国救民的伟大目标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强大内驱力。国家和民族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家园。捍卫这个家园已成为每个民族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自鸦片战争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境地之后，不同阶级政党出于不同利益和立场，对挽救国家民族提出了许多救国思路，并进行了艰苦探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唯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救国救民道路，最终实现了各阶级政党救国救民的共同心愿。其探索阶段，大抵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一是1840年至191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前期探索阶段。首先是地主阶级。早期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为林则徐，他率先提出要“开眼看世界”，随后魏源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仁人志士开展了“洋务运动”，一度维护了清王朝专制统治，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其次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革命纲领。再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专制（维护清王朝）、倡导西学、发展资本主义，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然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但没有解决封建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革命仍不彻底。最后，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思想和文化上对封建专制提出了革命性的批判，提倡民主和科学，主张自由和平等，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期间，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先后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二是自1919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这个时期历经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波澜壮阔的革命阶段，总体来说，对于中国向何处去，主要有三条不同的建国方案。第一条是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种主张实质上还是旧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延续。第二条是以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主张在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该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改良道路。实质上，他们所提倡的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的救国救民发展历程来看，不同阶级、政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这些救国方案在当时及历史发展中，或多或少起到了凝聚人心，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但经过实践的验证，绝大多数方案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只有中国共产党在28年浴血奋战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吸纳各方政党愿景、体现人民民意、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

　　第三，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主要方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要解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之间如何共同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及实现民族解放、富强的问题。在领导方式上，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长期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这种制度的定型虽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确定的，但其形成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客观上说是历史的推动，是历史的选择。促成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形成这种合作关系的主要形式是统一战线。

　　运用统一战线来团结社会各阶级及其力量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题中应有之意。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同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其斗争方式也会存在差别。五四运动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交汇，发展变化较大。如何在多种矛盾中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手段和方式。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指出，在革命还没有使农民和小资产者“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还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斗争指南。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指导性的统战思想。如，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这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是一样适用的；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必要的妥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同盟军的一条重要策略原则；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及统一战线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和根本保证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党结合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成功道路，有力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吸取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教训，旗帜鲜明地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以工农联盟推动中国革命的基础和主体。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依据时局变化，率先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在西安事变后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凝聚起了国内外抗日斗争的力量。在抗日民族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还针对国民党的摩擦打压，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鼓励顽固势力”的统战策略，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同盟统战原则，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同顽固势力斗争的统战原则，以及要尊重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统战思想原则。从而把统一战线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时局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开展谈判，争取和平建国的愿景，但国民党自恃力量强大，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公开发动内战，同时对各民主党派进行打压镇压。也正是在个时期，各民主党派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封建独裁面目，认识到了“第三条道路”的不可行，自此纷纷转变立场，积极同共产党进行合作。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并最终促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先河。

　　第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文化驱动力。

　　其一，致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奋斗目标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一统”理想的高度融合。国家统一与制度确立是每个民族、党派的终极发展目标之一。政党是一个国家阶级、阶层等利益的集中代表，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治理水平的重要象征。政党的存在及使命就是获取国家权力，而获取国家权力后所制定的国家制度则是反映了这个政党阶级属性和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阶级属性要求，高举为民初心和民族复兴旗帜，始终矢志不渝，奋斗不止。在历经28年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后，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脱颖而出，实现了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要求的执政目标。八个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总体来看，他们的政治纲领在民主革命时期虽然有两面性，但却以进步、民主为主体。一般来说，他们既主张反帝爱国和团结抗日，又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政治民主，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希望在国共之外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幻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他们就受到了无产阶级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者。特别是在国家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屈辱，加之国家又深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双重激烈斗争中，他们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有思想、有抱负、有责任感的党派，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无不希望国家早日获得独立和解放。可以说，实现国家独立、统一、自由和解放，不仅仅是民主革命时期所有人的憧憬和梦想，也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浇不灭、打不垮、压不倒的民族信仰和民族信念。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说，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的，但毕竟自己的政党理想得到了实现，自己的政党地位得到了尊重，自身的政治抱负有了展示的空间，政的未来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同时，拥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由自己的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自身的贡献所决定的，应该说来之不易，实属难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导下的先进政党，在付了惨重代价和历经生死磨难后取得了执政地位，一方面，当然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理念来建国建党和制定国家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毕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政党，其目标是要实现更为远大的社会变革理想。因此，政党的性质决定了要摒弃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同时更要摒弃封建僚的集权专制，在国家总体实现“大一统”的目标前提下，承认、尊重并承诺之前重庆谈判所倡导的民主、和平、建国的倡议及“五一口号”号召，并最终制定了具有中国浓厚传统文化底色和马克思主义鲜明特色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致力国家独立的奋斗目标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一统”理想的高度融合。

　　其二，先进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高度契合。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不实行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为什么不搞“清一色”，实行一党专制？为什么还要把八个民主党派拉进政府，和他们共商共议，请他们监督自己？另外，八个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阶层为什么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些问题的形成及解决，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必然结果，反映了中国几千年以来所形的深厚政治文化和传统认同。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同:西方的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权，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强调彼此互不干预和遵守契约，表现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就是三权分立，互相攻击，互相掣肘，以此达到平衡。其制度及治理虽有其积极意义，但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等皆是为了获取本党最大利益，不会考虑大多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另外，在执政过程中，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或为了体现在野党的存在价值，互相争斗，无止无休，严重影响了执政效率。而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则不同。自秦朝统一中国以后，至清王朝退位，其间二千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一直采取的是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政经验、形成了深厚的治理文化，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人民生活稳定等具有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大、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区域发展差别较大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建构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带领民族复兴。千百年来，这一传统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为旨归，以服务大多数人民群众为己任，当然会摒弃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封建专制，同时基于历史发展中的实践教训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也不会采取资产阶级议会制，而是采取了既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制度保证，同时又积极吸纳了在历史发展中代表团结、民主、进步的民主党派的力量参政议政，形成了前所未有、耳目一新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要秉承的人民性、先进性，同时也体现了数千年以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期待。事实也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起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领导核心，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坚强领导核心能力水平的期待、拥戴和认同。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党联合同盟者使命要求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理念高度融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先进政党，在成立之初及随后的发展中，汇聚了中华民族一大批精英。虽然这些人拥有毋庸置疑的能力与水平，但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特别是要推翻百年来累积到一起的强大反动势力，仅仅靠共产党一党之力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在团结斗争中始终能够引领各方力量，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党观、团结观、发展观、斗争观。列宁指出，“企图只靠共产党人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正确地——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向来看是正确的——规定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向他们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建立这28年的浴血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在如何争取同盟者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也曾因为极端的关门主义思想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历经挫折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及时纠正并坚持统一战线。正确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在团结、斗争、团结的实践中把握住了其中的内在规律，实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革命目的。中国共产党在团结联合八个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以及社会各阶层、团体、进步人士等的过程中，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爱国、进步、和平、统一为原则，秉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和合”理念，求同存异，体谅包容，针对不同群体、党派、阶层等，最大限度地画出了不同程度的同心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国之大者，牢记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崇高境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胸襟、格局、担当和作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同时，又善于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团结、包容、和合共生的思想精髓，并且成功地将其运用到了实践中，开创了新时代，建立了新业绩。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

　　第一，体现了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对于制度的选择，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会是非常审慎的。好的制度可以治国兴邦，反之，则可能国败民乱，一蹶不振。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决非空穴来风、心血来潮和自天而降，而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历经探索磨难，经过反复考量和对比而自然得出的结论。可以说，这项制度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外思想、理论、文化、道路、党派之间进行交流、交融、斗争、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符合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热切期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这个结果的性质是历史性的、人民性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历经探索磨难，经过反复考量和对比而自然得出的结论。可以说，这项制度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外思想、理论、文化、道路、党派之间进行交流、交融、斗争、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符合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热切期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这个结果的性质是历史性的、人民性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第二，扎根中国大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的一项独创，也是世界政党制度史上的一项独创。这项独创兼容了中外古今，体现了海纳百川，同时又自成一体，卓尔不凡。它之所以能够独一无二，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扎根中国大地，并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结果。在发展斗争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形成了独具特色、焕然一新、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和平台保障。

　　第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领导力和创造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孕育形成之初，是没有人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结局的。鸦片战争以来，国难深重，民不聊生，中国的出路在何处？谁又能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角色呢？“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多少有志之士，多少党派阶层上下求索，锲而不舍，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饮恨长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以成立时仅仅50多人的小党，竟以冲天豪气、舍我其谁的胆魄，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随后28年的艰难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了超越其他一切政党的信念意志、组织力量、创造力量、牺牲精神和奋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巩固和发展国家社会的重大制度体系，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力、领导力和创造力。

　　第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的理念智慧。一种制度的形成，绝非一党一派个人自我意志的独断，它必须立足历史发展，考虑现实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最终达成具有兼容并包的共识。这中间既需要自身原则的坚持，也需要考虑各方的需求，必要时还需要一定的退让。这个沟通、协商的过程，既需要原则，也需要策略，更需要艺术，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文化背景之上的一种文化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也是这样一个文化过程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秉承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理念和文化传统，相容相让，相依相存，最终达成一系列独一无二、独具一格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水平，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化、转化、融合各类问题矛盾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

　　首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思想基础。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是人民的理论，是实践的理论，是已被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及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开放的理论，需要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它。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在今后的伟大事业中，要毫不动摇，继续全面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步伐，“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在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这一成果决非静态的、固化不变的，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继续丰富完善。“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夯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前进发展的政治基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20多年的形成发展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实践演进中，得到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协商民主的重要标识和鲜明代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除了民主党派积极发挥本身能量作用外，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因为想为本党谋取特殊私利，而是因为中国有独特的历史背景，有独特的传统文化，有各民主党派自身的局限性，有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做出的巨大贡献等因素决定。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另外，中国共产党实行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不是一党专制，并不是唯我独尊，而是在确保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和党的执政基础上积极主动、乐为善为、谦虚谨慎地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绝不是权宜之计，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要长期持久地做下去。国家已经将这项制度写入了宪法，其已成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反复证明，无论是在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社会将会陷入混乱，甚至会变成一盘散沙。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巩固发展和创新提高的根本政治保障。

　　再次，汲取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厚滋养，厚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久长久。”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蕴含着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蕴含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的报报国情怀，蕴含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历经7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已愈来愈深深融入并根植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的时代，要不断深入挖掘、整理、提炼、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理念、智慧、思想、方法，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要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平台、路径和方法，用中国的方法、办法来用好、用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面貌、中国形象更生动，更鲜明，更突出。

　　最后，提高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筑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巩固发展的实践基础。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的能力和水平，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巩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民主党派立身之命和根本价值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各民主党派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方式，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携手同行，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思想和行动上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巩固与提升做了最好的说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国家治理也面临着更多新任务和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进一步创新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为民主党派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动力。新时代，要拓宽民主党派协商参政监督的平台和渠道，提供更多职位和机会，扩大参政议政范围和领域，激发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热情和动力。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协商作用，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各民主党派要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转化为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实践。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特别是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结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并使之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和成效。要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凝心聚力、促进团结的工作。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统筹开展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智库外交，助力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